russell(罗素：逻辑与激情)

丁力/文

今年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诞辰150周年。他出生于1872年，逝于1970年。他的长寿使得他成为当今许多人的同时代人——如果不考虑年龄、地域的差别，只考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年代的重叠。优秀哲学家的贡献不会因为他们的年代而减退。老子、柏拉图的阅读者和研究者的数量在今天一定远大于在他们时代的数量，不仅因为现代的人口更多，教育水平更高，也因为他们是古典哲学的顶峰。他们的思想魅力还将持续下去。罗素的哲学有过巨大的全球影响，后来似乎有所下降，不过也许是暂时的。哲学家的影响会有起伏，一百多年仍然短暂。

罗素的家世

伯特兰·罗素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罗素（Russell）家族是一个支系庞大的贵族家族。约翰·罗素，国王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父子的近臣，1551年受封为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英国革命期间，辉格党人暗杀国王查理二世的黑麦仓阴谋被发觉，第五代贝德福德伯爵威廉·罗素之子是参与者之一，于1683年被托利党人送上断头台。威廉·罗素伯爵本人在议会、国王之间摇摆，躲过灾难，于1694年被封为第六次设立的第一代贝德福德公爵。

英国取消国王的权力，此后国家不再陷入暴力争权的事件——殖民地除外。第六代贝德福德公爵出任过爱尔兰总督。哲学家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是第六代贝德福德公爵的第三子。因为对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不满，贝德福德公爵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约翰在那里饱读苏格兰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后来两次出任英国首相（1846-1852，1865-1866）。这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约翰·罗素推动一系列改革：宗教宽容、工人福利、自由贸易、扩大选举权。他还两次担任外交大臣（1852-1853、1859-1865）。从他的这两个职务的任期可以看出，在英法两国阻止俄国向中东扩张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期间，他没有担任政府要职。

约翰·罗素没有继承公爵爵位，但凭借贵族身份进入政界。他的政治成就是依靠自己取得的。他在进入议会之后，于1813年攻击政府暂停《人身保护令》，在1819年发起议会改革，并使之成为辉格党的事业，由此打开通往首相之路，又在1861年被封为第一代罗素伯爵。

约翰·罗素爱好写作，有传记、历史和诗歌等著作，包括他的祖先威廉·罗素的传记。

因为父母在他幼年时去世，哲学家罗素随祖父母长大，也如祖父一样热爱写作，热衷于社会改革。其实他继承的是英国和家族的传统，又成为一位博爱的情人、知识广博而又有突破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后来，伯特兰·罗素继承其兄长的伯爵爵位，成为第三代罗素伯爵。

英国贵族、平民的不断反抗削弱王权，王权的不断削弱为国家带来自由，自由带来繁荣，繁荣带来强大。英国的历史是一部各阶层之间权力斗争的历史，罗素的家族史是一个映照。

罗素的逻辑学

哲学家罗素于1890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专攻数学，后来兴趣转向哲学。罗素作为哲学家的声誉是他在青年以及中年早期赢得的，而且有关数学。他的哲学具有那个时代倾向逻辑分析的特征。可以说，他是20世纪初的哲学家。

罗素具有多方面才华。他的兴趣不久又从哲学转移出来，主要是促进自由与和平的社会活动——这是他祖父的精神遗产。

有段时间，集合论将成为数学大厦的基石，直到1903年，罗素提出一个集合论悖论。这个悖论的通俗版是：理发师宣称他为城中所有不给自己剃须的人剃须。那么，他是否应该给自己剃须？如果是，他是给自己剃须者，就不应该给自己剃须；如果否，他属于不给自己剃须的人，就应该给自己剃须。历史上，数学有过三次危机，第三次危机是罗素悖论引发的。

罗素悖论不是罗素对于数学的唯一贡献。罗素与怀特海合作撰写三卷本《数学原理》，先后在1910年至1913年出版，试图把数学纳入逻辑的框架内，不过这个努力并没有成功。

1931年，哥德尔著书批评《数学原理》，提出并证明“不完备性定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含初等数论的描述，并且是自洽的，那么，在该系统中必定有无法证明为真、也无法证明为假的命题。此定理确定不能从一个逻辑公理系统推出全部数学。哥德尔是最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之一，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后来去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是好友。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他依据1941年在美国的演讲稿修改而成。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逻辑分析哲学”。他说：“在哲学中，自毕达哥拉斯以来，一向存在着两派人对立的局面：一派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的，另一派人受经验主义的影响比较深。”罗素的思想是这两派的融合。他说：“在现代兴起了一个哲学派别，着手消除数学原理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并且开始把经验主义和注意人类知识中的演绎部分结合起来。”经验主义在英国的哲学传统中根深蒂固，有霍布斯、洛克等人；英国小说中的侦探福尔摩斯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演绎”，依据经验的演绎。罗素是一位逻辑学家，又接受英国经验主义，属于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必有逻辑和实证。他说，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一些成就“像科学家的成就一样牢靠”。

罗素的逻辑哲学有一个时代特征：用逻辑否定形而上学。罗素是领先者之一。1920年代，在维也纳有一个逻辑实证主义小组，在欧洲大陆发展逻辑哲学。《纯粹理性批判》的作者康德是一位逻辑学教授，又持先验论，所以他的知识体系也受到这些逻辑学者的批判。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学生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维也纳人，后来加入英国国籍，逝于剑桥。维特根斯坦参加过维也纳小组的讨论。他在逻辑哲学方面比罗素走得更远。他认为，大多数哲学问题都是出于语言逻辑的误解。他说，我们不能思考非逻辑的东西，而不能思考的东西是不可说的。但不可思（也必然不可知）、不可说者不是不存在。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可说的可以由命题显示出来。先秦道家有关“道”的陈述是这样的命题，是对不可知的知，对不可言的言。道家强调他们对于道的不知、不言；对于道的现象（大象），他们也说不知、不言。但他们有言，围绕道而言，有《老子》、《列子》、《庄子》，所以我们能知他们的命题。

中国思想的源头是巫术，至晚在周初已开始转向人文。中国的人文思想可以说是早熟却未能成熟。墨家中有逻辑学家，却要求敬鬼神，因为他们看到在社会和政治中保留敬畏的必要。古希腊也有这样的不完全转向。中东（两河流域及埃及）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源头，本地的奥尔弗斯教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来源。苏格拉底的老师是一位女巫，他相信灵魂。罗素承认，这不是逻辑能够证明或证伪的。进入欧洲的基督教本是一种信仰，其哲学吸收的诺斯替教和新柏拉图主义仍起源于中东。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神秘主义并未消失。逻辑学家怀特海、维特根斯坦也都是神秘主义者，为此受到罗素的批评。神秘主义是产生于人有不知，而且没有随着人类的知识增长而减少，此所谓知越多，不知也越多——但不是在已知之中保持无知并引以为傲。知者是无知者的反动，为无知者仇视。在罗素之后，科学继续扩大知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不可知的范围。人总受到无知之幕的遮挡，神秘主义不可能被消除。

用数学和科学取代形而上学是危险的，因为取消了哲学中的人的因素。这如同在18世纪机器时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把人当作机器一样。另外，数学和科学是在不断的部分自我否定之中发展。哲学虽然也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却必须超越已知，才可能引领人的精神。

在古代，知识没有严格的分科，都追求对于真的真知。数学、科学等学科是在哲学中产生并从哲学从分离出去的，但其出走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哲学。科学离不开数学和逻辑，哲学却不必依附于数学和逻辑。余下的哲学还应当在数学与科学不能及之处继续追求真与真知。

形而上学的必要与不必要

如果形而上学无意义，哲学将失去根基，也将使生命无意义，历史无意义。这是20世纪以来无意义感的原因之一。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理性驱逐宗教情感之后，逻辑主义又侵蚀剩余的情感，使人无所寄托。人不可无逻辑，却不是由逻辑或理性规定的——无论这是一个缺陷还是有一个优点。

罗素是自由思想家，却以逻辑否定自由意志。他在《宗教与科学》中说：“据我看，被认为属于自由意志的那种情感上的重要性，主要是以某种思想上的混乱为基础的。”这与维特根斯坦对“大多数哲学问题”的否定是一致的。可是，自由意志不属于逻辑的范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著《论自由意志》（396年之前），以此解释既然上帝造物，为何还有恶。其实，以逻辑否定自由意志，与借上帝确定自由意志如出一辙，都是不可确定的。罗素崇尚现实生活之中的自由。他不是否定现实中的自由，而是否定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由意志。但自由不应该离开形而上学。毕竟，人需要可以仰望的存在为支持。

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中还说：“就心理学和生理学与自由意志的问题有关方面而言，这两门科学倾向于使自由意志成为不大可能。内分泌的研究、对大脑各个部分的机能的加深了解、巴甫洛夫对条件反射的探究，以及对受压抑的记忆和欲望的种种作用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学的研究，都有助于发现支配精神现象的因果律。”这是对人的物化。意识、精神与生理学身体至少也是软件和硬件的关系。为了精神，甚至为了意识，需要在不可知领域保留形而上学。

当然，在不可证明之处也需要逻辑与经验。可是，人并不总是服从逻辑与经验。即使在现代社会，逻辑也远不足以解释人和社会的行为——他们不是理性的。在逻辑经验主义者活跃于维也纳的那段时间，生活在维也纳还有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经济学家路德维希·米塞斯。他们是理性的学者。

弗洛伊德于1881年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维也纳工作，1899年出版《梦的解析》，正式建立心理分析学。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在意识之下、不为人认识的意识，这是他的最大贡献。他的弟子荣格发现集体无意识，历史与文化产生积蓄而成的无意识，体现在个体之中，但比个体生命久远得多。很多时候，决定人的行为是无意识，而非意识，更不是理性。

米塞斯晚弗洛伊德一代人，在1906年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律与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反对实证主义，反对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对待人的行为。米塞斯出版过多部著作，较晚时期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1949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不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以“理性的人”为假设前提。在这部书的导言，米塞斯说：“经济学所传递的知识既不能归入逻辑学、数学、心理学、物理学，也不能归入生物学。”他可能是在批评逻辑学的专制。米塞斯的思想星火相传，其弟子哈耶克有更多论述。近年来，经济学家已从人的非理性解释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罗素转向米塞斯。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形而上学有些类似诗歌、艺术和音乐，都是诉诸情感。确实，诗歌与哲学不可分。《老子》即采用韵体，虽然韵体还不是诗歌。诗人屈原也是一位哲学家，或至少是哲学的提问者。海德格尔则用哲学诠释诗歌，主要阐述德语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里尔克（1875-1926）。荷尔德林毕业于基督教神学院，研究古希腊神话。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学术基础。里尔克在布拉格大学学艺术史和哲学。数年后，卡夫卡成为他的大学校友，虽然两人没有同时在校。卡夫卡小说中的变形、围困也是时代的无意义感之因。

海德格尔阐述“人，诗意地栖居”，这一句出自荷尔德林之诗。前些年，中国的一些城市中产为这一句诗而激动，经常引用。他们把这一句诗当作归所，相信经济发展能够带来静好生活。诗意不依赖经济状况，贫困时代也有诗意。贫困的诗人往往有不贫困的诗歌。清人赵翼《题遗山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家是地理概念，时代是时间概念，两者可以重叠。“国家不幸”也是时代不幸。其实，荷尔德林在贫穷中度过一生，死于精神失常。这是诗人的不幸。荷尔德林的诗意是在生活中一次次遭遇重击之后的诗意，如屈原之赋《离骚》。庄子是贫困的隐者，也是“诗意地栖居”——即他的“逍遥游”。庄子是自由的，因为自由而成为哲学家和诗人。《庄子》之中没有诗，却有许多哲学寓言用诗一样的语言和想象。

轻浮与躁动时代有自己的诗与哲学——金钱与功名。被这样时代淹没的人不能理解真正的诗、真正的哲学。海德格尔有一篇长文《诗人何为》，也出自荷尔德林的一句诗：“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诗人的敏感与哲学家的厚重相通。他们都不需要金钱与功名，虽然也不完全拒绝。卡夫卡则生活在“不幸时代的严寒里”，而有他为时代表达的荒诞、苦难、绝望。

诗是诗人的形而上学，不可用逻辑论证其非。此外，形而上学不仅是哲学的，政治也采用某种粗劣形式的形而上学，被称为意识形态，是前现代巫术的遗存，已被事实反复证伪，其证伪的过程是血腥的。所以，强调逻辑与常识非常必要，缺乏理性与常识是愚蠢的充分保证。但是，滥用理性做某种设计的危害更大。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理性的，而且需要煽动群众。20世纪是群体的世纪，纳粹是一例。在此之前，法国群体心理学勒庞出版《乌合之众》（1895），但人们没有吸取教训。此后一百多年，相关著作接连不断出现，仍没有增加理性。

人生很少是逻辑的或理性的，更受激情支配。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说：“三种单纯又及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强烈的激情不受逻辑或理性的支配。逻辑哲学的年代也是突破性禁忌的年代。罗素以他的行动参与其中，不停寻找新爱。这符合弗洛伊德的性理论。那时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还有诸多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1928）都因为性描写被禁。今天在美国激起对立的堕胎权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是那场性革命的延续。

哲学中的任何一个“主义”都是偏狭的，逻辑实证主义也不例外。这是因为人的认知永远都是有限的。成体系的哲学以人的有限知识封闭其他可能性，只能加重这种偏狭。另外，传统本身不能证明传统的正当性。这是基本的理性判断，可作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一个延伸。只有在证明传统价值在今天的正当性之后，今人才应该接受传统，才可能复兴传统。

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也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发展。相比之下，21世纪前二十二年有些平庸，哲学、科学、文学、艺术还都在前人的框架内蠕动——或许正在等待爆发。

罗素与中国

罗素是世界级的哲学家，当时的中国没有忽视他。他的到访与讲学扩大了他在中国的影响。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由他的学生胡适引进中国，也曾红极一时。杜威在1919年5月来到中国，早于卢梭的1920年10月。两人都在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也都败于地缘政治。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于西方思想来者不拒，缺乏全面观察，只知其一，不知其多，因此很容易偏执。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心态又很难得，再次出现时已是1980年代。

罗素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于1920年访问俄国，写下《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然后他应梁启超之邀，从俄国来到中国讲学。在30多年之后的一次采访中，罗素回忆说，他从苏联来中国使他逃离了痛苦。因为批评所见的苏联，罗素在中国遭到一些人的挖苦，包括鲁迅、徐志摩等文人。徐志摩后来去英国，途经苏联。虽然只在那个国家停留了几天，但他以诗人的敏锐发现罗素是正确的。他在《欧游漫录》（1925）中向罗素表达歉意。

罗素回到英国后，撰写《中国问题》（1922），对中国多有赞美。他还记载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梁启超请他指出中国人的弱点。罗素坦诚地指出三点：怯懦、冷漠和贪婪。罗素认为，东西方人的巨大观念差异在于科学知识的有无。换言之，科学将使东西方的观念趋同。罗素说：“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当然，这种“正确”只是自封的。罗素告诫不要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他指出，高尚的野蛮、狂热的信仰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灾难。类似的观点，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有详实的论述。西谚曰，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铺就的。在这条道路通行之后，铺路者却仍然用当初的善意来解释。卡尔·波普提出“零碎社会工程”，指出没有完美的社会设计，况且社会还在不停的变化。这是英国历史给他的启示。历史需要稳定而渐进的改变，而不是突变。但渐变是有条件的：王权没有彻底消灭社会的活力与自组织，没有使社会陷入停滞。没有开放社会，王朝不能避免周期循环。这种循环只能是暴力的重复。

罗素还有一个观点或许对中国人有益，是罗素指出的中国人三个弱点的解药。罗素在《幸福之路》（1930）中说，幸福在于外求而不在内求。幸福来自探索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包括改造社会。这与中国强调内心的传统思想相反。中国思想的内转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外部的压力，只能退回到内心。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自己的内心，于是有许多怯懦、冷漠和贪婪。

和平、宗教与理性

罗素反对战争。他的《社会改造原理》（1915-1916）是一部演讲稿，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这本书中说：“正如传统的道德家所说的那样，要建设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性是太消极，太缺乏生命力了。要防止战争，不能单靠理性的力量，一定要有一种积极的、富有冲动和热情的生活，才能克服导致战争的冲突和热情。”这一句可以作为他这本书的主旨。这一次他要求生命力而贬低理性，却忽视改造社会的“原理”是理性的。人的理性有太多缺陷，未必正确，当用于“社会改造”时，往往导致重大灾难——这个结果是罗素所能闻见的。

罗素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将看到纳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罗素反对尼采，因为纳粹利用激情的尼采制造激情的德国——激情如理性一样，如果不恰当使用，会造成灾害。尼采的超人是纳粹的榜样。但尼采的贡献不在他提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超人（如果没有末人追星，就没有超人），而在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实际上，罗素也用逻辑学重估一切价值。

中国当时的“道德学家”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西方的衰败，受到鼓舞，认为可以用（他们想象的）中国的道德（还不是道德哲学）取得胜利——却不曾挽救中国的衰落。从一战开始到冷战结束的20世纪对于欧洲也灾难深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生灵涂炭，在冷战期间时刻处在核打击的威胁之下。如今，欧洲又一次站到了战争的边缘。这不是罗素想看到的。

罗素在《宗教与科学》中说：“宗教与科学乃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其实，宗教与科学也是个人生活的两个方面，许多科学家都可以作为例证，虽然也有很多人既无宗教信仰也无科学知识。这两个方面又不可分割。科学也可以是个人信仰。宗教寄托心灵，科学探知物质。既然是两个方面，则不必相提并论，但在欧洲历史的背景下又是必要的。罗素所讨论的“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基督教的曾经问题是对社会与个人的暴力控制，所以才有对科学家哥白尼的审判等暴行。但是，这不是基督教一个宗教的问题，如果把“宗教”的概念扩大到信仰体系，宗教权力凌驾于科学之上仍不少见。欧洲度过漫长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冲击，基督教的权力已变得温和，不再对世俗生活有侵略性，宗教与科学才能够相安无事。

《西方哲学史》与哲学的诠释

罗素以他的哲学立场写作《西方哲学史》。但他对西方哲学有完整的知识，这不会使他堕入偏狭。其实，西方哲学是在不断的诠释与争辩之中发展的。这个过程在中国仍然缺失。

罗素为《西方哲学史》选择的哲学人物与人们通常了解的西方哲学大家没有区别，但这部书不是学者之作。学者缺少自己的哲学立场，更少偏见，反而能更全面地展现传主的思想，把批判留给读者。哲学家写的哲学史则不同——他们以自己的哲学流派为标准品评书中的人物。但每一种哲学思想都有得有失，如果以一种哲学为标准，则很难公平公正地对各家学说。

在中国，对于经典，历史上只有注释，少有发展。20世纪以来有过多部冠以《中国哲学史》之名的著作，都过于简略且缺少根基，或许因为缺少根基而不得不过于简略。另外，方东美（1899-1977）、牟宗三（1909-1995）在大陆接受过教育，在20世纪后半叶生活于港台。他们有很好的中西两边的学问，在发扬中国哲学的同时，分别以伯格森、康德作为比较。这也不是复兴中国哲学的一个适当方法，因为这两种长期隔离的哲学传统不是几个似乎相似的概念可以连通的。但是，方东美、牟宗三的选择也能给人启发。他们分别选取生命、理性两个方面作为中国哲学的对照，这两位西方哲学人物同时作为中国哲学的比较才相得益彰。

当然，罗素认为伯格森是非理性的。罗素说：“像伯格森的哲学这样一种反理智哲学的一个恶果是，这种哲学靠着理智的错误和混乱发展壮大。”因此，这种哲学“把一切愚蠢的错误都看作显示理智的破产和直觉的胜利”。罗素认为，这种错误是在微积分还不完善的时候造成的。方东美把中国的古代思想解释为一种生命哲学。但生命不是中国哲学的全部，正如理性（虽然不如西方那样发达）也不是中国哲学的全部。从这两个角度而观，庶几近之。

在中国大陆，虽然已出版简体字《罗素文集》，但最为流行还是他的《西方哲学史》，他在美国时的演讲集。相比之下，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则不那么受重视，尽管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至今仍使一些中国学者耿耿于怀。

其实，这只是黑格尔的问题，与中国哲学无关。首先，这只是他个人的判断，而个人的褒贬远不足以成为判断一个哲学传统的凭证——即使他是黑格尔。其次，黑格尔是一位构建庞大体系的哲学家，这不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路径。再次，黑格尔所知的中国哲学经由传教士的翻译。这些传教士的汉文老师是儒者。清朝时的儒者多是文字学家。清朝的朴学很发达，在今日仍是阅读古典著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些文字学家拘泥于道德解释的路径，缺乏对古典思想的理解。儒家应对清朝末年的挑战是失败的，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他们已远离先秦儒家，缺乏开放与包容，更缺少自由的精神。

中国本土思想的精髓在先秦。秦之后都陷在汉代误读和改造的泥沼之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先秦的思想。佛教东来，借助本土思想得以落根，也使佛教实现本土化。西学到来后，中国已没有足够的本土资源与之呼应，使之落根。中国哲学在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先秦哲人的思想，却又急功近利于在哲学等古典思想方面证明中国，以符合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所以至今对黑格尔的论断耿耿于怀。这是现代人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欧洲哲学史是一个对先哲不断追究、不断批判的过程，许多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哲学。这个过程在中国是缺失的，有创造者无根基，只有空谈；有根基者无创造，只有注释。

罗素自己的哲学是欧洲两千余年知识积淀的产物，仅读《西方哲学史》即可知。罗素在年轻时对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就很有研究，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则是他的思想的另一个源头。哲学是独立的。如果数学或逻辑可以取代哲学，哲学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但罗素还需要著《西方哲学史》，以阐明西方思想的源与流。罗素之后，哲学仍在继续发展。

西方哲学以古希腊为源头，也有过长时期中断。他们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再次发现古希腊。同样，中国也需要回到先秦——真正的先秦思想，而不是被皇权时代解释所掩盖的先秦思想。

哲学在今天是否还有用？今人学哲学，并不只为解古人的智慧，也为当今的生活。为了向前走，还要清楚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需要回望我们的来路。人是前人思想的奴隶，在发展中获得自由。如果只有古籍却没有真相，没有发展，文化复兴只能是一场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