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故事集(她曾为拿破仑妻子、罗伯斯庇尔等诸多重要人物“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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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e君说——

为什么众多股民屡败屡战？为何众多彩民在一次次失落地回家后依旧手中紧握下一张彩票？玛丽·安妮·伦纳曼德和她的塔罗牌可能会帮你解释这些问题。在你的眼中，伏尔泰是一位文学和哲学巨匠，但事实上他一直活得像个国王，拥有私人酒庄，数不尽的财富，这些是他的辛勤工作所得还是靠机遇得来？算命师不会告诉你真正的答案，但我们会。

公元1786年，一个普通的14岁小女孩玛丽·安妮·伦纳曼德从她长大的修道院学校逃了出去。她独自前往巴黎，在那里她学会了用一副纸牌占卜的手艺。在那之后她做了近40年的木匠和算命师，她曾为约瑟芬·德·博哈内斯(拿破仑的妻子)、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其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提供了“算命”的服务。

30年后，当玛丽·安妮·伦纳曼德已经44岁时，她遇到了年轻的弗朗西丝·雪莱夫人，一位社会名流，贵族，同时也是惠灵顿公爵的朋友。两人在伦纳曼德精美的闺房中第一次见面，但正如雪莱在日记中所述，她很快就被拉进玛丽·安妮·伦纳曼德的节奏里---开始给她算命。

伦纳曼德先问了她的生日，然后是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她出生的地方的第一个字母，然后是她最喜欢的动物，颜色和数字。雪莱在信中写道:“在这场闹剧上演了一刻钟后，她把桌上所有的牌都摆好了，然后检查了一下我的头。她突然开始以一种散文式的语气说话，以极快的语速和不同的发音来描述我的性格和过去的生活，她描述的是如此的准确和成功，甚至说出了很多细节之处，我被她这种神秘的算命形式吸引了。”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是什么让玛丽·安妮·伦纳曼德变得富有?是什么让算命和机会游戏成为人类社会六千年来社会活动的支柱?有时预言确实会实现；有时我们买完彩票就可能成为了赢家；有时我们会凭运气战胜困难。“机会游戏”蕴含的正确价值常常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

在这些游戏的过程中，算命师们扮演着社会和政治工具的角色，激发着我们的一些最伟大的抱负——比如暗示我们将抓住一个很大的机会和突破口，或者你是一个穷人但你可以突然变得富有。拿破仑有句名言:“如果没有机会，能力是没有价值的。”

当玛丽·安妮·伦纳曼德在71岁去世后，她的侄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继承了她的财产和大量的资本，估计价值50万法郎的遗产。据牛津大学前逻辑学教授迈克尔.达米特说：他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烧掉了他姑姑的所有的卡片、水晶和占卜用具。然而玛丽·安妮·伦纳曼德的遗产至今依然存在，尤其是通过伦纳曼德牌（当代算命师常用的一套经过改动的塔罗牌）而传承下来。

塔罗牌是古老神话和异教信仰的混合体，也是通向天主教本身的桥梁

就像伦纳曼德的侄子一样，该地区的大多数天主教徒都鄙视着财富游戏，因为在一个被认为是规律即为真理的世界里，财富游戏代表着不可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上帝掌握着一切。在《哲学的慰藉》一书中，波伊提乌介绍了一个名叫“哲学女士”的人物，她解释说：“机会”是一个空洞的词……既然上帝让万物运行的井然有序，那么随机事件还有什么存在的道理呢?”

同样，在乔叟的《骑士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第一部)中，忒修斯在经历一系列不幸事件后提醒他的臣民，“所有事情的前因”都会决定这一切的结果。这是伏尔泰后来在《老实人》中极力讽刺的观点。伏尔泰认为，智者会意识到，命运的逆转并非上帝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可怕的偶发事件，这种偶发事件有时会降临到一个人头上，而这种偶发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神明的存在或旨意。

通过提供一种制造上帝无所不知的现象，算命术威胁到了宗教的合法性：预知未来是上帝的专属领域，而来自其他任何人的这一行为——例如通灵者或算命师都是一种变相的威胁。但在算命术和天主教本身之间的相似性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尖锐的讽刺。塔罗牌是古老神话和异教信仰的混合体，可以被视为通向天主教的桥梁。而天主教的守护神和圣像，每个都有明确的特征：比如特定的身份和象征，这也反映了塔罗牌的设计。

例如，在天主教信仰中有天使长加布里埃尔。他在牌中的形象就是:大天使。在标准塔罗牌中，有高级女祭司，而她的象征就是圣母教堂。她的象征意义是与潜意识的联系，女祭司戴着教皇的王冠;穿着白色和蓝色相间的衣服。在算命术的历史上，最突出的也许是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具体化和颠覆。如果一个人确实有能力预测彩票的结果，那么意识形态的丑闻就会随之而来。资本主义的自我控制精神被运气的存在大大削弱了，因为运气可以在不需要比例劳动的情况下就取得成功。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运气游戏往往被边缘化，被视为穷人和懒人的消遣。

“耐心点，洗牌。”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这样写道。这种观念是美国自我奋斗成功神话的基础:一个人必须为成功而付出足够的努力，任何人都能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因此，白手起家者的美国神话创造了一种双重约束:一个人必须工作，但他也可能会被幸运女神照顾。

因此，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仍然有可能靠运气获得成功，而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付出努力就会获得成功。

运气游戏带来了“大突破”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概念一直是化解社会经济萧条的根本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故事和神话故事中，人们发现农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压迫他们的帝王制度；相反，当农民自己通过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成为国王时，大家就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也就是说，“大突破”的发生，无论数量多么的少，都足以使群众满足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们倾向于站在当今社会的顶端，而不是完全脱离这个社会自成一派。

市场被重新定义为道德正义的劳动市场

事实证明，对于社会精英来说，比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更为棘手的事情，是那些对他们自身成功来说至关重要的机会游戏，现代股市就是典型的例子。

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使股票市场的运作看起来像劳动这一过程，从而使经常从股票市场中获得的高收益似乎来自于比例劳动的结果?富人是如何“清洗”自己的收入，如何通过制造工作机会来克服机遇的威胁，从而赋予自己权力地位、道德的合法性?精英对以上一切的解决方案是将股市伪装成一个有着复杂概率和算法的地方，而不是它的本质上的东西:运气。这是一个被重新包装为道德正义劳动的机会游戏。

牛津大学法国历史学家罗杰•皮尔森表示，尽管欧洲的彩票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彩票热”是后来在1694年席卷欧洲的。这种狂热依靠着一个熟悉的模式:民主的可能性(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变得富有)与贵族的现实(那些已经拥有资本和政治人脉的人获胜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在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上，伏尔泰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巴黎每个地区的彩票奖金都超过了所有购买彩票的总成本。通过从巴黎市长办公室购买尽可能多的债券，他几乎每次都能中奖，他赚的钱远远超过自己支付的成本。

伏尔泰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当局发行彩票来替代城镇债券，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很多的现金，这样说来一群人只要站一站等等数字就能赢得一百万法郎。”

历史学家w·约翰逊在《伏尔泰300年后》一书中提到，伏尔泰“臭名昭著的彩票和市场投机”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他的狡诈，也得益于他的人脉。罗杰•皮尔森指出:“很明显(伏尔泰)有各种各样的渠道与公证人出售的彩票，也就是说他没有支付彩票的全价，那么肯定是他和他的同事和也许是公证人在操作这些彩票。”

伏尔泰利用他的政治关系和贿赂彩票公证处的人为他赢得大约750万法郎的奖金，于是他从不工作，只是购买酒庄，他通过这些活得像个国王。人们常常低估了投机游戏的双重标准:从事投机游戏的穷人被人看不起，而那些著名的投机游戏却有意地向他们倾斜。

说到最后，什么是机遇?是什么不可预知的东西迷惑了弗朗西斯、雪莱夫人、马拉特、罗伯斯庇尔和伦纳曼德的其他赞助人?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以任何当前的观测方法来看，都是有巧合性的，因为任何定律或原理，都只是概率上的表达。”没有人能说一件事是绝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算命只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不是绝对的真理。因此，它从来都不是错误的存在，尽管它会影响到社会的一些核心支柱——宗教、经济等——但它也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是绝对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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